孔子去世后，子思又跟随曾子学习受益匪浅。所以《圣门十六子书》中说：“子思从曾子学业，诚明道德，有心传焉，乃述其师之意，穷性命之原，极天人之奥，作《中庸》书，以昭来世。”从曾子那里，子思也继续学习孔子思想的真传，阐发了孔子的中庸之道，著成《中庸》一书，被收在了《礼记》里。另外，《礼记》中的《表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缁衣》也是子思的作品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记，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，可惜大都亡佚了。

不仅如此，子思作《中庸》的说法还得到了最新材料的证实。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一篇曾经指斥子思、孟子的“五行”说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篇儒家著作《五行》，证明了什么是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所批评的思孟五行之说，并在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等书中找出了这个学说的痕迹，由此可以确定《中庸》一篇的确是子思的作品。

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子思的著作有二十三篇，曾经被编辑成《子思子》一书。这个记载是否可信，学者们看法不一，1993年冬天，在湖北荆门郭店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，这不仅可以使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，而且也证明了《中庸》一书确实为子思的作品。该墓出土的竹简已经编成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一书，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。其中有儒家的学术著作，这些著作可以分成两组，其中一组有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、《尊德义》、《性自命出》和《六德》，根据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研究，郭店竹简中的这些儒书属于儒家子思一派，《缁衣》等六篇应归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子思子》。同时，这些竹简儒书又与《中庸》有不少相通之处，如《性自命出》论及“性自命出，命自天降”，这与《中庸》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”一致，《尊德义》的体例与《中庸》篇也颇近似。沈约曾说《中庸》取自《子思子》，而竹简中又有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。因此，这些竹简儒书肯定都与子思有一定的关联，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《中庸》一书的确出于子思之手。

二、《中庸》主要思想

1.中庸之道

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，它的主要内容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、平庸，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。其中包括学习的方式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“五达道”（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妇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）和“三达德”（智、仁、勇）等。中庸所追求的修养的最高境界是至诚或称至德。

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、自我监督、自我教育、自我完善，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，达到至善、至仁、至诚、至道、至德、至圣、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，共创“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”的“太平和合”境界。

这一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《中庸》第一章。

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”言简意赅地揭示了中庸之道这一主题思想的核心是自我教育。“天命之谓性”是指人的天性是善良的。“率性之谓道”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善良的天性办事情。“修道之谓教”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原则去进行修治。

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远，莫显乎微。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自我教育贯穿于人一生之中，人们一刻也离不开自我教育。要将自我教育贯穿于人生的全部过程，就需要有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的精神。这种精神就叫做慎独。也就是说，在自己一人独处的情况下，别人看不到自己的行为、听不见自己的言语，自己也能谨慎地进行内心的自我反思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。

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揭示了自我教育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的目标。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”指出了自我教育目标的重大意义。“致中心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是歌颂达到自我教育的理想目标后的无量功德，也就是具备至仁、至善、至诚、至道、至德、至圣的品德后的效应。中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，致中和是社会价值的体现。

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就是自我修养、自我教育、自我约束、自我监督、自我完善，以求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，达到至善、至诚、至仁、至道、至德、至圣、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，共创“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”的“太平和合”境界。

2.天人合一

（1）天道与人道合一

天道就是诚，人道就是追求诚。这就是原天以启人，尽人以合天。也就是要求人道与天道相吻合。《中庸》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。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诚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。”

郑玄说：“言诚者天性也，诚之者，学而诚之者也。”孔颖达说：“此经明至诚之道，天之性也。则人当学其诚之性，是上天之疲乏不为而诚，不思而得，若天之性，有生杀信著四时，是天之道。诚之者人之道也者，言人能勉力学此至诚，是人之道也。不学则不得，故云人之道。诚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圣人也者，此复说上文诚者天之道也。唯圣人能然，谓不勉励而自中当于善，不思虑而自得于善，闲暇而自中乎道，以圣人性合于天道自然，故云圣人也。诚之者，择善而固执之者也，此复说上文诚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谓由学而致此至诚，谓贤人也。言选择善事而坚固执之，行之不已，遂致至诚也。”

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，中庸之道的天道与人道合一为两种类型：一是圣人的天人合一，二是贤人的天人合一。圣人的天人合一是本能的天人合一。贤人的天人合一是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天人合一。应该说，还有凡人的天人合一。《中庸》说：“或生而知之，或学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，一也。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强而行之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”可以说，生而知之、安而行之的是圣人，学而知之、利而行之的是贤人，困而知之、勉强而行之的是凡人。不论是圣人、贤人，还是凡人，都能达到至诚、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。惟困而不学者不能致天人合一之境界也。

（2）天性与人性合一

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目的就是要将天性与人性合一。天性是至善、至诚、至仁、至真的，那人性也应该是至善、至诚、至仁、至真的。只有使人性达到了那至善、至诚、至仁、至真的天性，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，才能创制天下的大纲，建立天下的大本，才能通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，才能达到中庸之道。

（3）理性与情感合一

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表现在理性与情感的合一。人们的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，是情感的表现，为了追求与天道、天性合一的至诚、至善、至仁、至真的人性，因而需要对情感加以约束和限制，所以《中庸》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，只有“致中和”才能天人合一（“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）。

（4）鬼神与圣人合一

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了鬼神与圣人合一。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：“故君子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庶民；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，行而世为天下法，言而世为天下则。”质证于鬼神没有疑问，就算是懂得认识了天；等到百代以后圣人出来也不会有疑问，就算是认识了人。说明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中的天包括鬼神，人则包括圣人。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含有圣人合一。鬼神是天地和祖先的总称。所以古人的天的要领里也包含了死人（祖先）的成分，天字本身就是大人站在天下，头顶蓝天。

（5）外内合一

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还包括外内合一。《中庸》第二十五章揭示了外内合一。其文云：“诚者，自成也；而道，自道也。诚者，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诚者非自成而已也，所在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内之道也。故时措之宜也。”合外内之道，即外内合一，外内合天诚。所以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，又合一于诚。这种外内合一又可以视为品德意识与品德行为的合一，或者说成己与成物的合一，或者说是知与行的合一。

三、中庸的主要意义

《中庸》所阐述的一整套政治伦理思想体系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十分切合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。这种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观念是“诚”，认为“诚者物之终始”，“不诚无物”，“诚”是世界的本体，万物由此派生出来。子思又提出“诚者天之道也。诚之者人之道也”。“天道”的“诚”在人表现为人性，这就使得天、人、物合而为一了。人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“诚”的地步，就能通天，因为“诚”乃是天意、天地精神。

中庸是和合文化的哲学升华。“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”（《国语》）。和合文化的特点就是多样的包容，矛盾的对立统一和天地间万物的生生不息。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中正、平衡、有序、适度、合律的和谐。

中庸是哲学不是宗教。中庸本于《易经》，强调无地的发展与化育。可见中庸是以人为本的哲学，而不是以神为本的宗教。

中庸、中道是人类认识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，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是由青铜器向铁器发展时代的哲学。在古希腊被视为最高美德，在佛教中被视为最高真理。而中庸的提出要早于二者一百多年。

中庸在认识理论上，实现了“两过渡”：由问神向问人过度，由直观经验向逻辑抽象过渡。中庸在社会领域，适应了“三转变”：家族制向家庭制、分封制向集权制、传亲向传贤的转变；推动了“一结合”：分散的一家一户小生产与高度集权封建专制的结合；促进了“两分离”：思想家与政治家、议政与行政的相对分离。从而明朗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下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统一。突显了宰相在调解皇帝与万民关系中的中庸作用。宰相作用的正确发挥是封建王朝稳定兴旺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千古名相魏征则是宰相中最杰出的代表。他与唐太宗共同造就了唐初盛世——贞观之治。

中庸，培养了源源不断的人才。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成为我国传统法律依据的最高标准，以及盛行两千多年的根本原因。

“中庸”即中和，不是平庸碌碌无为，而追求的是不亏不盈，可进可退，不急不缓、不过不及、不骄不馁，得人生大智慧与为人处事中较为完美的平衡点。

中庸是修身之法又是治国之道，历来为先进政治家所重视。梁启超、孙中山视为国宝。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改造中庸入手，曾用“矫枉过正”指导农民运动，又以“过犹不及”领导延安整风。

中庸的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。而且时代的合理性多于历史的局限性。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、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，曾不乏成功的与共产主义信仰对接，而今又以顽强的时空穿透力作用于当今时代而成为普世伦理金律。

《中庸》里有一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如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提出，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。“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庸”，则强调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学问的积累，要求达到最高境界又要保持中庸的原则。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国家将兴，必有祯祥；国家将亡，必有妖孽。”这一思想，则对董仲舒的“天人感应”学说有直接影响。而其中的鬼神之说，则对宋明理学产生重要影响。他又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是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提出了一种道德修养方式——慎独，意思是在无人监督闲居独处时，自己的言行更应该谨慎，自觉遵守道德规范。

《中庸》一书阐发儒家思想的地方很多，不仅道理精彩，而且文笔简炼，文辞优美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虽然其中有讲鬼神和唯心之处，但从哲学范畴来看，《中庸》的思想具有辩证的理念，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，它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也应给予高度评价。《中庸》所提倡的道德准则和处世规范，今天，仍不失其借鉴意义。